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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一代帝王书画家宋徽宗赵佶（1101—1124在位）沿袭“偃武修文”国策，大办翰林书画院（即宫廷画院），推行绘画科举制，宣和（1119～1125）年间又编撰《宣和画谱》，由此画家地位倍增，中国绘画艺术进入鼎盛时期。 在此背景下，早年游学汴京（今开封）的张择端改习绘画，并考入翰林书画院。但他擅长的风俗画与当时盛行的“院体画”格格不入，得不到“主流美术圈”的认可和帮助，故作品未能入选《宣和画谱》。不过，微服出访的公主“柔儿”（一说宋徽宗偶遇）对他十分赏识且暗生情愫。在柔儿的举荐下，张择端才历经十年创作的反映宋都繁荣的民风民俗画卷才得以现世。 当画作呈献帝王时，其创作风格令宋徽宗他耳目一新，惊喜万分，艺术造诣倍受赞赏，特别是创作题材所描绘的太平盛世情景，更加迎合了朝廷的政治需求，故宋徽宗欣然以他“瘦金体”签题为“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加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作印记。 宋徽宗签题可谓画龙点睛，妙笔生花，一语双关，显示了帝王非凡文采和政治图谋。 一方面，《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京城以城郭内东南角侧田园为起点，向西沿着汴河上游，经内城通津门外的上土桥、东角子门，到繁华的保康门街结束，此段则是“上河”（见下图）。同时，作品又以虹桥为中轴向两侧展开并分别描绘都市的繁荣与乡村的恬静，形成和谐而统一的画面，其构图技巧十分高明。作为描绘都市繁华之作，作者却打破宫廷画雍容华贵的手法，设色清淡明快，线条简洁流畅，写实民风民俗，不加任何修饰，给人以清风淡雅和安详之感。以“清明上河图”作题可谓意境犹存，回味无穷。后人如将此定义为清明时节，,则大大降低了作品品味，且孔宪易先生在他《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中已列举了八项理由，否定了“清明时节”一说。 另一方面，当时汴京人口过百万，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十分发达，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球最大城市。宋徽宗试图借此表达北宋“政治开明惠及百姓”之意，以颂扬朝廷和太平盛世，祈愿天下太平。 然而，当时北宋已是内忧外患，危机四起，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政治上，宋徽宗维护统治集团和达官富人利益，纵容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大批农民失地，进而引发宋江和方腊农民起义。在经济上，依靠封建特权并通过沉重的税赋地租支撑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奢侈的宫廷消费，由此在刺激汴京繁荣的同时，冗官、冗兵和冗费加剧，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在军事上，面对辽、金的崛起，固守重文轻武和消极防御的国策，以致战将缺失，军力不济，“海上之盟”时攻辽二十万大军大败。在外交上，教条运用“远交近攻”之策，联金灭辽后，却酿成“靖康之变”，最终徽、钦二帝及十万人被俘，《清明上河图》及宫廷珍宝被洗窃一空，成千上万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遭到“露上体，披羊裘”和“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的厄运，成为汉人不堪回首、正史难以提及的千年大辱。 战后，宋都终因缺乏内生机制和增长动力而一蹶不振，并随着黄河泛滥和改道消失在尘沙之中。昔日繁华盛景如过眼云烟，灰飞湮灭！ 客观地讲，《清明上河图》和张择端因宋徽宗签题而名声大震；因北宋王朝覆灭和繁华都市消失而变得神秘珍贵；因五次进宫，四次被盗而扑朔迷离；也因画作后幅金张著、明吴宽等13家题记，钤96方印以及《清河书画舫》、《庚子消夏记》、《式古堂书画记》等书著录 ，增加了传世份量，并使之成为“中华神品”和享誉世界的名画杰作。但其辗转飘零，历经劫难，所演绎的传奇故事，也折射了千百年来中国帝王之争给民众和社会生态造成的沧桑与灾难！ 借助《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追忆昔日盛景只是一场梦幻。在欣赏名作感受中华文化的同时，我们应理解帝王宋徽宗、乾隆、嘉庆和溥仪在《清明上河图》上印记（见下图）时所蕴含的政治思量与意图。记住盛景背后的耻辱和繁华下的虚荣，思考“盛世”为何倾刻消失？以史鉴今，方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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