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源，主要活动在南唐中主（934—960）时期，事南唐主李璟时任北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南唐亡后入宋，被看作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山大师。擅画山 水，兼工人物、禽兽。其山水初师荆浩，笔力沉雄，后以江南真山实景入画，不为奇峭之笔。疏林远树，平远幽深，皴法状如麻皮，后人称为“披麻皴”。记载说其 山水多画江南景色“平淡天真，唐无此品”。米芾曾盛赞其山水曰：“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董源善 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山峭之笔”，又称“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画史上把董源、范宽、李成，称为北宋初 年的三大家。

作为山水画家，董源也是不专一体的。《画鉴》里记载：“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水墨，疏林远树，平远幽深，山石作披麻皴；一样着色，皴文甚少，用色浓古，人物多用红青衣，人面亦有粉素者。二种皆佳作也。”宋人称许其大设色山水景物富丽，宛有李思训风格。但其最有独创性而且成就最高的是水墨山水。他运用披麻皴和点苔法来表现江南一带的自然面貌，神妙地传写出峰峦晦明、洲渚掩映、林麓烟霏的江南景色。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在技巧上富有创造性。其笔墨技法是与他所表现的特定景色充分适应的。所画山形，多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丘陵，大都为坡陀起伏，土山戴石，很少作陡峭崭绝之状。这与较早于他的荆浩所表现的气势雄伟的北方山形正好成为鲜明的对比。董源很重视对山水画中点景人物的刻画，每每都带有风俗画的情节性，有时实为全画的题旨所系。虽形体细小，简而实精，人物皆设青、红、白等重色，与水墨皴点相衬托，别饶一种秾古之趣。董源所创造的水墨山水画新格法，当时得到巨然和尚的追随，后世遂以董巨并称。在宋代，除了米芾、沈括欣赏董巨画派之外，一般论者对董巨的评价并不高。到了元代，取法董巨的风气渐开。汤垕认为：“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如（董）元又在诸公之上”，对董源有了新的认识。元末四家和明代的吴门派，更奉董源为典范，明末“南北宗”论者虽然在理论上尊王维为“南宗画祖”，但实际上却是在祖述董源。元代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清代王鉴说“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锺王，舍此则为外道”。董源在后世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罕见的。

其传世作品《潇湘图》卷，绢本设色，纵50.2厘米，横140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末经由河南人袁枢（袁可立子）至浒墅关寓所随身珍藏得以躲过兵燹。表现得是江南景色，画中山峦连绵，云雾暗晦，山水树石都笼罩于空灵朦胧之中，显得平淡而幽深，苍茫而深厚。岸边船上有几组人物，远处坡下有张网的渔人和船只。此画以花青运以水墨，清淡湿润，山石用笔点染，而山坡底部用披麻皴，显得浑厚滋润，江南山水的草木繁盛，郁郁葱葱俱得以表现。董源的山水画对后世的文人画影响巨大，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董源画法“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对其评价很高。《夏山图》卷，绢本，水墨淡设色，纵49.2厘米，横313.2厘米，明末经袁枢等收藏，现于上海博物馆藏。此图构图从高远取景，整幅重岚叠冈，渊渚烟汀，树木华滋、牛群放牧，一派江南山乡气象。画中树木、山石，全用墨点簇皴而成，树木浓重厚实，有葱郁繁茂之感，山石用雨点皴法，干笔、湿笔、破笔、浓淡相参， 极尽变幻莫测之奇。

董源 五代 龙宿郊民图 绢本 设色 156×16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龙宿郊民图》，绢本，设色画，纵156厘米，横160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家在这件幅阔，近于正方形的立轴上，采用平远的构图，展现江南一带平远旷阔的景观。此图设色作品，墨成之后，先以赭石打底，山脚、石脚所见浅绛色即是，上方再用石青、石绿罩染，通幅色彩鲜艳、景色富丽。在石青、石绿和赭石等矿物颜料下，可清楚见到水墨的痕迹。画家以“长披麻”皴描绘土山疏松的质理，画树干和枝叶则用浓墨勾勒、点染，增加苍茫浑厚的气息。丰富的笔触变化，混合著古雅的设色，这一类风格，对徽宗画院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显的影响。《图绘宝鉴》记载董源画：“人物多用青红衣，人面亦用粉素”，在这幅作品可得到印证。河岸旁，有两船相连，数十人连臂作歌舞状，船头、岸上数人击鼓；山麓间有人家张灯于树，山舍村屋前见十余人来往，相互作揖，显示一派升平欢乐、节庆娱庆的气氛。人物的活动，与本幅画题“龙宿郊民”（“笼袖骄民”的谐音）代表承平天子脚下的人民相符合。